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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尚希:二十大報告凸顯了社會的底線公平

        時間:2022-10-19 11:09 來源:新京智庫 作者:肖隆平

          10月16日上午,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習近平代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報告。

          報告提出,要完善分配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堅持多勞多得,鼓勵勤勞致富,促進機會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范收入分配秩序,規范財富積累機制。

          二十大報告為何要將“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放在“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前?又如何“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就此,新京報新京智庫采訪了新京智庫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劉尚希。

          收入分配表述內容有兩個亮點

          新京智庫:相比十九大報告關于收入分配制度的表述,你覺得此次有哪些不同之處?為什么會做這樣的調整?

          劉尚希:與十九大報告比起來,我覺得最重要的變化有兩點:一是二十大報告特別強調促進機會公平;二是規范財富積累機制,這是一個新提法,內涵很豐富。

          之所以要強調機會公平,是因為在現有的體制政策環境下,還有很多機會不公平。比如,就業機會的不公平,所以二十大報告特別強調“消除影響平等就業的不合理限制和就業歧視,使人人都有通過勤奮勞動實現自身發展的機會”。

          機會公平,包括就業、創業、獲取金融服務、獲取土地等方面的機會公平。比如,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難問題,其實也是反映出機會的不公平。當前發展普惠金融,就是要讓中小微企業,讓弱勢群體也能得到良好的金融服務。

          總之,機會公平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最重要的一條規則。因為只有機會公平,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激發出來。就像比賽,只有比賽的規則——起點、過程的所有規則都是公平的,參賽者內在的潛力才能充分地發揮出來。如果說機會不公平,那么大家原本的潛力就可能發揮不出來,人的創造性就會被壓抑。

          從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個角度來說,要實現這個“決定性作用”的一個重要前提是機會公平。只有機會公平,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才能夠充分地發揮出其決定性作用;要不然,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就會受到抑制,資源的配置效率,資源的使用效率都會降低。

          還有人力資源的配置,現實生活中,人力資源的錯配也是一個普遍現象。那么,只有人力資源配置能夠實現機會公平,才有利于減少人力資源的錯配現象,做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將“機會公平”這一點凸顯出來,這是二十大報告的一個亮點。

          新京智庫:就像你前面說的,“規范財富積累機制”在二十大報告中首次提出,這有什么特別意義?

          劉尚希:實際上,農民和市民有兩個不同的財富積累機制。比如說,市民如果有錢,他們可以去購買房產,而房產在我國這些年來一直都是在升值的。隨著經濟的發展,房產在增值,但是對農民來說,掙了錢,他們回到老家,在自己的宅基地上蓋一棟房子,多數地方是,房子蓋成之日就是貶值之時——沒法增值。因為農村的房產多數沒有市場估價,不能交易。

          所以,農民掙到了錢,獲得的收入蓋了房子后,多數無法積累財富進而獲得收入。而對城里的市民來說,他們所購買的房產既有消費功能,也有增值空間。顯然,這是不平等的。所以,哪怕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縮小了,哪怕是拿同樣的錢,一個拿到城里用,一個拿到農村用,所產生的財富效益是不一樣的。從財富積累的角度來看,有市場和沒有市場,有天壤之別。

          很顯然,這對農民來說,他們沒有得到一個平等的財富積累機制,也就很難獲得財產性收入。因此,我國必須改變農民的財富積累機制。如果說這一點有改變的話,那么,就可以助力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通過逐漸縮小財產性收入的差距,來促進共同富裕。

          所以,我們不能僅僅從收入角度去看共同富裕問題,因為收入可以轉化成財富,而財富積累又可以變為資產——它會增值,當然也會貶值。

          未來重點解決“低收入者收入”問題

          新京智庫:對比十九大和二十大報告,二十大報告把“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放在了“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前面。這傳遞出什么信息?是否意味著未來更加重視“低收入群體”?

          劉尚希:從促進共同富裕的角度來說,首要任務是防止兩極分化,而要防止兩極分化,就要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導致低收入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失去勞動能力、缺乏技能,還有失業——沒工作就沒收入。

          我們現有的失業救濟金覆蓋面很窄,而領取失業救濟金的人更少。有數據顯示,在我們現有制度覆蓋范圍之內的人員中,真正失業后去領取失業救濟金的不到30%:有的是不知道,有的是不知道怎么領。

          低收入者一般是弱勢群體,也可能是能力弱,比如缺乏技能。針對這個群體,必須保障他們的基本收入,通過保障他們的基本收入來保證基本的消費能力。另外,還需要通過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讓低收入者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務,擴大他們的公共消費。不同地區、城鄉之間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和現狀有很大差別。

          因此如何讓基本公共服務惠及所有人,這是需要各級政府通過改革,完善政策去努力做好的。通過公共消費來縮小消費差距,有助于低收入者獲得基本能力,縮小不同群體之間的能力差距,進而縮小收入差距。

          從這一點來說,我們要防止兩極分化,就要把著力點放在保障“底線公平”上。尤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得守住底線公平。所以,強調“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是把底線公平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當然,也不能僅僅保個底,保底——讓他們有基本的生活、消費能力,這只是最低的目標。

          從共同富裕的角度來說,社會要發展還得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這是更高的目標。怎么擴大?哪些人最有潛力?從現實來看,是在城里工作、生活的“農民工”,主要是青年農民工,老年農民工基本回到農村去了。他們是最有潛力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的對象。因為他們從農村出來,在城里多年后,積累了不少的勞動技能,比待在農村的農民有更豐富的工作經歷、經驗,他們的綜合素質更高。

          所以,給他們創造更平等的環境,比如享受同城待遇,解決子女上學問題、養老問題、醫療問題,消除就業歧視等,他們就有可能成為中等收入群體。在中國,“農民工”這個群體有將近三億人口,所以,要在他們身上下功夫,促進農民市民化,真正扎根融入城市,而不是“漂”在城市。當然,城里還有一部分尚未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的市民也是有這個潛力的,但是從規模上來講,“農民工”是有潛力,也是規模最大的群體。

          如果說,政府創造好條件讓“農民工”群體變成了中等收入群體,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隊伍就能擴大,這意味著內需也將大大增加。內需擴大了,就能拉動供給,經濟增長動力也就能得到進一步增強,從而促進內循環壯大和新發展格局的形成。

          新京智庫:“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兩句話在二十大和十九大報告中的順序對調了一下,是不是也可以理解為是新發展階段的必然要求?

          劉尚希:我覺得這個是二十大報告強調的一個導向,即什么問題重要,它的排序就靠前?,F在機會公平的問題更重要,那就往前排;底線公平的問題凸顯了,那么底線公平就往前排。這體現了報告中所強調的“必須堅持問題導向”。

          也就是說,這些方面的問題如果我們不去加以解決,可能它引發的風險會越來越大,影響的面也不僅僅是局部,而是整體,可能對共同富裕的促進,對構建新發展格局都會是嚴重的拖累。所以,有必要把這些問題放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加以重點解決。

          創造條件讓資源資產化

          新京智庫:二十大報告提出,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相比十九大報告的“拓寬居民勞動收入和財產性收入渠道”,非常明確地提出了要“多渠道”,這是之前沒有提出的一個說法。這背后又說明了什么?

          劉尚希:多渠道拓展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實際上也是前面說的,我國仍有一大部分人的財產性收入占比偏低的問題。有數據顯示,當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財產性收入的比重不到10%,而在發達國家,這個比重達到40%多。那么,現在到了需要想辦法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問題的時候。

          資本市場,比如股市,我國的股市對多數股民沒有發揮出應有的“財富效應”,相反可能賠進去一些老本。在這種現實之下,基金就成了很多人的選擇,因為基金相比股票的風險低,也是獲得財產性收入的一種有效渠道,但獲得的財產性收入不多。因此,需要深化金融改革,對資本市場進一步規范、透明,讓中等收入群體持有更多的金融資產,獲得更多財產性收入。

          據調查估算,居民財富積累70%都集中于房產,但是購買房產實現增值的空間已經越來越小,而且,還不一定能獲得財產性收入。財富過度集中在房產上,意味著居民的財產風險在上升,而且不利于財富的市場化配置和使用,也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

          要改變這種局面,就要大力發展金融,發展資本市場。只有金融化,才可能有財產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就是把居民財富變成資產,資產變成各類市場證券之后所獲得的收入。股票、債券、基金、政府債券,以及期貨等都是獲取財產性收入的工具。只有這樣,居民個人的財富才能在經濟增長中增值并獲得回報。

          因此,政府就要通過金融創新來給公眾提供越來越多的可以購買的金融產品。比如養老金融,也得要適合公眾,而不能僅僅針對高凈值客戶,要讓金融服務不僅僅服務于高凈值人群,也要服務于公眾。唯有如此,才可能讓公眾有更多的財產性收入。換句話說,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是一個金融化的過程。這個金融化過程是與資源配置優化、實體經濟成長緊密關聯在一起的。要消除狹隘的“生產性”觀念,避免把金融和實體經濟對立起來。

          對農民來說,也是如此。比如,有些地方的農民,從農民成為股東——他們把自己的耕地流轉給了合作社,從而獲得財產性收入。這就是農民把自身擁有的資源資產化的結果,這個過程也是一個金融化過程,即資源資產化,個人資產股東化,這樣資產化后獲得財產性收入。

          我國農民,多數是有一些資源的?,F在的問題是,缺乏相應的途徑讓這些資源資產化,因為當前的制度政策還有各種各樣的條條框框限制了農村資源的資產化。農村有“三塊地”,即農村耕地、宅基地、林地,如果農村的“三塊地”盤活了,可以資產化,那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就能增加。

          新京智庫:在“雙碳”國家戰略下,林地其實也是可以通過碳匯交易來實現資產化,進而獲得財產性收入的。

          劉尚希:是的。所以怎樣把綠水青山轉化成金山銀山,它需要建立起一個轉化機制,這就要通過市場,通過金融手段來轉化。以前很多人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存在不足,僅僅停留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句口號中,對于如何轉化束手無策。因此,需要各級政府扎扎實實地在市場化改革上下功夫,要創新。

          這對欠發達地區,對那些生態相對脆弱,不適合發展工業的地方來說尤為重要。當我們能夠讓資源資產化、證券化后,綠水青山真正變成了金山銀山之時,人與自然也就能更和諧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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